当地时间1月20日，《电讯报》指出，当今足坛主教练权力不断被削弱，却仍被迫承担“俱乐部代言人”的全部舆论压力，成为矛盾集中爆发的根源。老板、体育总监乃至后勤部门分权严重，主教练却要为并非自己主导的决策负责解释。在任期日益缩短、舆论与指责不断放大的环境下，主教练更倾向于公开发声以保护个人声誉。

以下是《电讯报》的分析

到目前为止，格拉斯纳仍然留任。至少在某种程度上，是因为他自己也意识到此前的公开抨击“越界了”，而水晶宫方面则希望他回到正轨，专注于完成俱乐部支付给他的本职工作。但如果他在合同今年6月到期前离任，真的会让人感到意外吗？而且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，他无论如何都会离开。

那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在一个主教练权力被不断削弱的时代，他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被当作俱乐部的“公众面孔”，接受高度审视。

他们成了对一切事务发声的代言人，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挫败感。一些主教练私下抱怨，他们被要求为早已不在自己控制范围内的决策负责解释。

他们不仅要面对希望越来越多干预事务的老板——如今在许多俱乐部，老板直接参与转会决策已是常态——还要与体育总监，甚至医疗和运动科学部门共处，而这些部门同样握有实权。

主教练还必须回应一些他们并不真正熟悉、且极其复杂的财务问题，比如要了解诸如PSR（盈利与可持续性规则）、SCR（阵容成本比例）之类的缩写概念。

全权型主教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而且这本身也有其合理性。运作最良好、最成功的俱乐部，往往采用的是体育总监+主教练的结构。权力不可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，尤其是——当这个人离开时怎么办？

但问题在于，任命了这些头衔，并不代表体系就一定能良好运作。

例如，太多体育总监在关键时刻“隐身”，而他们本该是负责制定和推动俱乐部整体方向的人。英格兰在欧洲足坛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：设有这一角色，却几乎不要求担任者公开发声、承担责任。

阿莫林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“说漏了嘴”。在同一场发布会上，他表示自己希望“成为一名真正的‘经理’，而不是一名‘教练’”。但事实上，他此前在葡萄牙正是作为“教练”并在体育总监体系下取得成功，而在曼联，他接受的头衔也正是“主教练”。

当斯洛特在利物浦接替克洛普、被任命为“主教练”而非“主帅”时，最初也曾引发一定的不安；而在阿森纳，阿尔特塔曾强烈游说俱乐部更改自己的头衔。

在“主教练”这一角色内涵不断被稀释的同时，外界对他们的关注度却在持续攀升。谁该被指责、谁该负责，舆论审视、网络辱骂，再加上大量前球员进入媒体行业，共同构成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环境。

这正在制造越来越多的紧张关系。主教练们心里很清楚：他们在一家俱乐部的任期，往往比过去短得多。根据英格兰联赛教练协会（LMA）最新数据，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英格兰前四级联赛主教练的平均任期已降至1.53年。

而自那以后，这一数字很可能还在继续下降。举例来说，在英冠联赛中，只有朴茨茅斯的莫西尼奥一人，是从上赛季开始至今仍执教同一支球队的主教练。

这使得主教练们更加意识到，他们必须尽可能保护自己的职业声誉。

事实上，有一位主教练曾主动希望被解雇——就在球队即将跌入降级区之前。原因是，如果球队最终降级，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示：“在我执教期间，球队并不在降级区。”

他绝不会是唯一这么做的人。

这种割裂感显而易见。理论上，主教练应当以俱乐部利益为先；但现实是，太多俱乐部将他们孤立无援，反而强化了“必须自保”的心理，使得主教练认为首先要对自己负责。

此外，还有自尊心的问题。主教练不喜欢被审视，不喜欢被批评，尤其是在他们并不真正拥有外界以为——或者俱乐部假装他们拥有——那种权力的情况下。

于是问题来了：努诺、马雷斯卡、阿莫林或格拉斯纳所采取的“公开发声”策略，究竟是在帮助他们，还是在伤害他们？

每个案例都不同，每家俱乐部也不同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些事件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。

与此同时，也必须给予一定的同情。聚光灯全部照在你身上，却没有相应的权力，这种处境必然令人沮丧。俱乐部需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明确权力归属，并清楚界定——谁该为哪些决定负责，谁该被批评，谁又该被表扬。

但足球从来就不是一个以透明和开放著称的行业。

也正因如此，一些主教练才会选择公开反击、情绪失控、对外“开炮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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